1990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前往贵州视察抚州市股票配资，当他驻足江苏展品厅时，突然发现一个穿着短衫短裤的年轻人，他专注地看着展品，侧脸有几分熟悉，他上前一步：“同志，你看着好生面熟啊。”一旁的工作人员介绍道：“这就是董加耕。”
返乡记：“争当新式农民”
1961年，在江苏盐城县龙岗中学的课堂上，同学们小堆小堆聚集着，或高声或低语地议论着。今天，是填写升学志愿书的日子。
董加耕一个人端坐着，这不妨碍同学们用余光打量这位老班长，他出身下中农家庭，成绩优异，又是高中生党员，可以填报名牌大学。
再说了，他们已经得到消息，学校可以保送董加耕去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
然而，他似是完全感受不到周遭炙热的目光，沉思许久，提笔写下了几个字，同桌一边看一边小声惊呼：“你……”在董加耕的升学志愿书上，赫然写着“回乡务农，立志耕耘”八个大字。
关心他的老师和同学来劝他：“还是去考大学吧。”但他面临的，更多是非议和责难，他们说他“哗众取宠”。
为此，他向学校领导打了两次报告，皆是请求回乡务农。平日里要好的朋友痛心疾首：“你这是缺乏远大理想。”
董加耕不解：“我回到乡村，是为了和群众一起搞好农业生产，改变农村的面貌，这怎么能说是没有理想呢？我以为，这个理想不算小了。”为表决心，他甚至将自己的本名“董嘉赓”改为了“董加耕”。
临别时分，校党支部书记递给他两样礼物：一捆书，一条扁担。他嘱咐他：“孩子，加油干，这是一条战斗的道路，更是一条光辉的道路。”
他决心务农的消息几乎传遍了整个庄子，有感动者，有不解者，其中，最不能接受的莫过于董加耕的叔父，他痛心疾首道：“人家向往上面走都没有梯子，你是有了梯子不往上爬，回家种田，用得着高中生？”
董加耕也不气恼，宽慰道：“读书明理，我是读了书，明晓了道理，才立志建设新农村的。”
村里人拿这个执拗又热忱的年轻人毫无办法，每当提起他，总是又夸又叹。一年秋天，董加耕的家乡遭遇了洪灾，他家庭条件差，劳动力少，生活极为困难，公社党委得知了他的情况后，打算调他去邮电所工作。
得知这个消息，一家人喜出望外，可董加耕却再度沉默了，第二天，他来到公社，见到党委副书记，还未等对方开口，他就面露难色：“书记，我是真心回乡的，不为了“镀金”，也不想去邮电所。现在我们的生产队、我们的农村，面貌都未能改善，我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党委副书记还想再劝：“一方面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困难，另一方面确实是工作需要，这个岗位你能够胜任。”董加耕也被书记的良苦用心所感动，微微哽咽道：“我的家乡越是困难，我越不能离开。”
书记也被他所打动，拍拍他的肩膀：“你有志气！”
“历经磨难，终获硕果”
村里的老人越是审视董加耕，越发现，这是一个好“栽子”。农活不熟练，他就练，没日没夜地学，挨了骂，从不还嘴，烈日当头，他领着一队青年去种萝卜苗，腊月刺骨，他又乘着小船，去西荡里为队里割草。
1964年，董加耕去省里开会，他提出，现在的农村急需气象、化学等方面的人才，不如成立一所大学，专门培养农科人才。在他的倡议之下，“江苏函授大学”成立，面向全省、全国知识青年，进行系统的农业科技文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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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很快，就作为回乡知识青年的代表被中央领导注意到了。在当年的第九次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上，董加耕被选为“全国青年标兵”。
1964年12月26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年轻的董加耕正是会议主席团成员之一。
会议结束前不久，一位服务员叫住了董加耕：“请您散会后在原地稍等片刻。”
散会后，周总理从后台上向董加耕招手道：“跟我来。”与他一道的，还有王进喜、陈永贵、邢燕子3人。
他将4人带到了主席台后方的一间休息室，到了时间，又领走了4人，直到来到一间小宴会厅的走廊内，董加耕惊奇地发现，这里正坐在陆定、贺龙、董必武、陈毅等领导人。周总理介绍他们：“这四位是主席请来的客人……”
他看见，室内共3张餐桌，每张桌子中间都放着一大盘苹果。不一会儿，毛主席便从客厅走来，董加耕还记得：“主席穿着布衬衫，衬衫并不太新，扎在了长裤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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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安排他坐在了毛主席的左手边，他问董加耕：“读了几年书？”董加耕答道：“读了十二年书，高中毕业。”主席不住地点头：“好，好。”
毛泽东发言：“今天不是什么生日宴，也不是祝寿，我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饭，我的孩子没让来，我们实行“三同”，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领导在一起，他们不够资格。”
席上，除了一盘盐水虾，其余的都是辣椒、苦瓜、黄瓜、包菜等蔬菜。期间，毛主席不停地给董加耕夹菜：“你是青年人，农村来的，要多吃一点。”
散席后，主席给同桌的每位客人一只苹果，第一只先给了董加耕。
一时间，当年人人叹惋的董加耕成为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榜样，“学习董加耕，一心下农村”的歌曲在上山下乡的洪流中萦回荡漾。
“扎根基层，发光发热”
1982年，董加耕被任命为郭猛乡主管乡镇企业的副乡长，因为成绩突出，1987年，他被组织上调为郊区现盐都县乡镇企业局副局长。
一次，一位在深圳扎根的“老知青”找到了董加耕，劝道：“你要是能到我们那里供职，我包你一个月收入不少于2000元。”在20世纪80年代，2000元的薪资可谓是丰厚异常。
但董加耕却婉拒了这位友人：“组织上安排我搞乡镇企业，我就应该服从安排，坚守岗位，怎么能光顾着自己远走高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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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说是2000元的高薪工作，平日里，他出门去乡镇企业办事，也从不领取任何回扣和好处费，参加新办企业的开业剪彩，就连纪念品他也不收。
1990年，当乔石在贵州偶遇董加耕之时，他正是带领着郊区的一些乡镇企业负责人去参加乡镇工业产品展览会。经过身边人的提醒，乔石已经记起了这位模范人物，赶忙伸出手来：“你名气很大，还是老样子啊，最近搞出了不少新产品嘛。”
董加耕大大方方地与乔石握手，两人边走边谈，末了，乔石嘱咐道：“你们要注重产品质量，保持良好的名声。”这一句嘱托，董加耕记了很久。
1991年，当地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50岁的董加耕直奔抗洪一线，冒雨察看期间，他接到电话，爱人生病，他咬咬牙，直到完全排除了险情，才回到家中。
1994年，董加耕全票当选为盐城县政协副主席。直到他终于要离开乡镇企业管理岗之时，人们才意识到，传说中“名气很大”的董加耕，其实是一个很“寒酸”的人。
他总是穿着发灰的短衫，办事没有专车，总是踩自行车、挤公共汽车，去东北出差，舍不得花钱，就睡几晚地下室，吃烧饼，回来没能抢到卧铺，他硬是挤在硬座车厢坐回了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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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一位记者到董家拜访，发现他家中的大部分还是60年代的老家具，连台电视机都没有，不免慨叹：“董老何至于此。”
临走前，记者搬来了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可董加耕推辞不受，见记者执意相赠，他又叫妻子从家里翻出了250元，塞到了对方怀里，这才将电视机搬进了家门。
每年，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件投递到董加耕的邮箱，最多的是请他合资办企业做广告的，这类信件他一般不回。“你看他每天埋头写写写，其实，不是和老知青说心里话，就是回复生活困难请求援助的老同志。”妻子郝红鸾道出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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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有在提笔致歉，附上微薄现金之时，董加耕才会对自己的收入有所感触：“我们的经济收入很有限，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尽管自己生活清贫，但在主管经济工作时，董加耕却毫不含糊。在他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1994年，盐都县在全省县一级中排行位居13位，列全国乡镇企业百强县第55位。
总说：“要休息，来政协。
”可当董加耕调任为政协副主席后，依旧保持着振经济的干劲，为了加快公路交通建设，他吃在工地，住在工地，亲自督公，在一年时间内，洪渡——楼王路、成潘黄——冈中路、贡沟——北龙路等共80里长的柏油马路全部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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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人的财富既有物质上的抚州市股票配资，也有精神上的，只有精神的富有，才是真正的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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